2025年11月28日，民众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外参加抗议活动

文/《环球》杂志记者 刘赞

编辑/胡艳芬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1月7日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引发中方强烈抗议，导致中日关系紧张。“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成为舆论批评高市言行及日本最近一系列扩军备武举动时的常用语。

　　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并非“死灰复燃”，而是从没真正熄灭过，只不过从战后初期的“阴燃”，变成了如今的“明火”。这已威胁到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对此应高度警惕。

靠冷战留下“火种”

　　日本在二战中没有经历德国那样的“本土决战”，只是在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自知顽抗无益，才选择投降。整个军国主义国家体系得以相对完整地延续，日本的去军国主义化则完全依靠盟国的战后处理。

　　不同于德国在战后由盟国分区占领，日本在战后事实上由美国单独占领，其战后处理由美国主导，因而也被美国全球战略和国家私利所左右。

　　战后初期，日本军国主义得到很大程度的清理，包括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进行审判定罪；通过“公职追放”驱逐政界、经济界、言论界的军国主义分子；通过“和平宪法”剥夺日本的交战权和战争力量；通过“财阀解体”“农地改革”等措施摧毁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通过《人间宣言》明确“天皇是人不是神”以解除日本民众对天皇的迷信，等等。

　　然而，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阵营对抗，对日本的政策也由压制转为利用，这让军国主义之心不死的日本右翼势力获得了机会。

　　当时，日本共产党等反战的左翼力量兴起。美国对此十分警惕，为遏制左翼力量，选择借助右翼势力，在1952年废止了“公职追放”，这导致大量军国主义分子回归。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岸信介。他曾在东条英机内阁担任商工大臣，对日本战时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战后他作为甲级战犯嫌犯被捕，但未被起诉，仅在巢鸭监狱被关押3年半便获释，“公职追放”解除后又重返政界，1957年还当上了日本首相。现行的《日美安保条约》就是他在任期间不顾日本社会强烈反对而强行批准通过的。

　　像岸信介这样的政客还有不少，他们中很多人将政治资源传给后代，使得当今日本政界存在大量“世袭”议员。当时这些人和其他右翼分子大多加入了保守派政党自民党，而自民党在战后绝大多数时间里掌握着国家政权，从而使右翼势力能够在日本政界推进其议程，影响政府决策。

　　正如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所说，“战后的日本政治某种程度上是由发动过侵略战争的人确立，其影响延续至今”。

从“阴燃”到“明火”

　　战后美国对日本政策的转变，为日本军国主义留下了“火种”。日本右翼在战后不愿承认日本的侵略罪行，一直希望摆脱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的约束。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淡化、否认、美化日本侵略历史，利用种种机会和借口为日本“军事松绑”。

　　1978年，右翼分子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作为“昭和殉难者”纳入靖国神社合祀。20世纪80年代，日本发生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等问题，引发中韩等亚洲国家强烈抗议。

　　这轮风波很快因日方改正错误而平息。这是因为在战后最初几十年里，大部分日本国民对战争苦难尚有切肤之痛，反战意识强烈，加上左翼力量还比较强大，整个日本社会对军国主义复活比较警惕。加之国际社会仍紧盯日本右翼，右翼势力不敢过于猖狂。

　　但随后形势开始逐渐转变。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右翼的野心受到刺激，欲推动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90年代后，随着泡沫经济破裂，日本进入“失落的30年”，社会逐渐趋向保守，右翼势力日益得势，左翼力量则快速衰落。在此背景下，日本右翼势力在推进其议程上迈出新步伐。

　　日本右翼学者1997年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右翼政客支持下不断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以淡化、美化侵略历史；日本政府则在教科书检定中大开绿灯。日本右翼还把本国塑造成“战争受害者”，并将反省侵略历史的态度污蔑为所谓“自虐史观”。

　　2001年上台的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其执政的5年多时间里，为讨好右翼选民顽固坚持每年参拜靖国神社，极大恶化了日本与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关系。虽然此后的日本首相出于外交考虑基本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但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的阁僚、议员等政客仍络绎不绝。

　　在军事方面，日本自卫队在右翼势力推动下走出国门，相关限制被一步步放宽。利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日本分别以“国际贡献”“反恐”“支援伊拉克重建”为由，实现首次向海外派遣、首次在战时向海外派遣以及首次向处于战争中的外国领土派遣自卫队。

“明火”越烧越旺

　　如果说日本军国主义之“火”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中，从“阴燃”发展到“明火”，那么让“明火”越烧越旺的无疑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安倍是岸信介的外孙，有着根深蒂固的右翼思想。他2012年底第二次上台后执政长达9年多，这期间大大加快了日本右翼议程的推进：以“摆脱战后体制”为口号，在2015年的“战后70周年首相谈话”中声称“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试图将日本与战争罪责彻底切割；同年，他不顾多方反对推动国会通过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使自卫队在日本未受直接攻击的情况下动用武力成为可能，大幅突破“专守防卫”原则。

　　为彻底解除“和平宪法”对日本在军事上的“封印”，安倍积极推动修宪进程。他将中国塑造为日本的“威胁”，以此吓唬日本民众，试图说服他们支持修宪和扩军。同时，安倍还提出所谓“印太”概念和“自由开放的印太”叙事，并将其推销给美国，促进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形成。此外，安倍政府不断为美国在本地区构筑遏华“小圈子”穿针引线、出谋划策，试图通过加剧中美对抗使美国支持日本扩军。

　　安倍在任期间之所以能如此快速推进右翼议程，将军国主义之“火”烧大，有多方面原因。

　　从国内看，经济长期低迷令日本社会进一步内顾、右倾，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上升；右翼长期以来推行错误史观的积累效应显现，加之经历过战争的世代远去，日本人越来越难以正确面对历史。

　　从国际看，美国把日本当作对抗中国的棋子，对日本右翼扩军备武默许甚至支持；其他西方国家在美国带动下转向反华，将日本视为盟友而非威胁；除东亚地区曾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外，一些国家被日本长期以来的“和平国家”假象迷惑，不认为日本扩军是威胁。因此，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际上，对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约束都在减少。

“火”将烧向何方

　　安倍之后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岸田文雄原本被认为是稳健派，但都继续了他的外交安保政策。而有着“自民党内反对派”之称的石破茂上台后，想在战后80周年发表首相谈话，也遭到党内反对，只好在卸任前发表个人“所感”，警示一下日本人当年为何会走向战争。而在外交安保方面，他的政策与前几任首相也没有太大差别。

　　这表明，在日本右翼势力数十年来的不断推动下，右翼思想已在日本社会深度渗透；右翼人士在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中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右翼主张越来越多地投射到日本政府的政策和行为之中，而这一趋势正被不断强化并变得难以逆转。

　　在石破茂之后上台的高市早苗是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自诩为“安倍路线的继承者”，在历史认识、修宪扩军等问题上的立场与安倍一脉相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高市在思想上与战前的军国主义高度共鸣。她不仅坚持频繁参拜靖国神社，还主张恢复战前鼓吹忠君思想的《教育敕语》。她在2012年8月15日写下一篇文章，一面批评“村山谈话”“充满自虐史观”，一面引用二战期间日本天皇对美英开战的诏敕中所写的开战原因——“帝国之存立正濒于危殆”。高市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说辞，与当年日本扩军备战发动侵略战争用的借口并无二致。

　　在外交安保政策上，高市上台后已在扩军方面有一系列动作，包括提前两年达成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着手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企图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进一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暗示“下一代潜艇”可能使用核动力等。

　　一个思想上与战前军国主义一脉相承的日本领导人，还在军事上不断推动日本扩军备武，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忧。

　　诚然，今天的日本还远未到战前那样军部主导政治、国家以军事为先的程度，但以高市为代表的日本右翼通过鼓吹“外部威胁”和“国家危机”煽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走扩军路线的做法，与二战前的日本和德国并无本质区别。

　　今天的日本或许并不像二战前那样具有对亚洲各国的压倒性实力优势，但其扩军政策正在加剧地区紧张、刺激军备竞赛。更为严重的是，日本试图挑动中美对抗从而谋取战略私利。

　　对日本接下来的动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都应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之“火”延烧至周边，烧掉本地区数十年来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成果，给地区乃至全世界带来重大灾难。